刘球（1392-1443），字求乐，又字廷振，安福县人。明永乐十九年（1420）进士。先任礼部主事，参与撰修《宣宗实录》。书成，改任翰林侍讲。上疏力谏，得罪宦官王振，惨遭肢解。

安福县山庄乡葛洲，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前葛溪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刘氏宗祠掩映在松竹之中，虽破败不堪，但那高翘的风火垛角，祠前的旗杆石、吊马桩，祠后一人多高的御赐勒后，诉说着诞生在这里的一个中国历史名人——刘球的悲壮故事。

刘球中进士后，被朝廷命为礼部仪制主事。礼部事多而杂，刘球一上任，便对庞杂浩繁的礼法仪轨制度，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建立索引目录，“于是礼仪制度不烦考察，一阅可尽得”。

刘球的工作和才能，因此得到尚书胡濙的赏识，推荐他参与修纂《宣宗实录》。书成，升为翰林侍讲，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古代的云南，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致使朝廷权威鞭长莫及。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对云南多次用兵。由于瘴疫流行，给养困难，大军不能久留，十天半月便班师回朝。大军一走，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相继叛变，不听中央朝廷的号令。

正统元年（1436），处于中缅边境的麓川（今云南瑞丽一带）士酋思任叛变，宦官王振力主发大兵征讨。刘球吸取历史教训，向皇帝进言，主张对麓川用兵须攻心为上，征剿与屯田相结合，而把主要兵力布防于西北，用以对付主要对手瓦剌。瓦剌是蒙古的一个部落，其首领脱欢，明正统时，统一了蒙古诸部。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续扩充实力，准备进攻明朝。这时明朝的军政大权操纵在宦官王振手中。王振不但不布置边防，反而接受瓦剌的贿赂，私运兵器与瓦剌贸易。刘球与兵部侍郎于谦等忠臣，看出瓦剌“包藏祸心”，就上书皇帝，指出北京岌岌可危，请罢撤用于麓川兵力，集中力量攻打瓦剌。这一对策引起了王振的忌恨，引来了刘球的杀身之祸。后来历史证明，麓川之征，延绵十余载，西南为之骚动，战争结束，劳师无功，给人民带来了无劳灾祸，明朝国力大为消耗。

正统八年（1443），紫禁城奉天殿的鸱吻（檐角）遭雷击毁。皇帝以为这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于是下诏，征求治国安邦的“直言”。

刘球上书列陈了十件国之弊端，希望皇帝予以改正。其中一件为“权不可下移”。当时，安福人在京城做官的很多，钦天监正彭德清倚仗王振的势力，狼狈为奸，不少在朝大臣，都要到他那里拜谒。作为同乡，刘球不吃这一套，嗤之以鼻，清浊分明，对此彭德清怀恨在心。他到王振处搬弄是非，说刘球“权不可下移”是针对王振而言的。王振大怒，将刘球逮捕下狱。接着，王振又指使爪牙锦衣卫使马顺相机在狱中除掉刘球。

一天深夜，马顺与一名小校执刀来到监房，一把抓起正在睡觉的刘球。来者不善，于是刘球高声斥责：“太祖太宗之灵在天，你们怎么敢擅杀大臣？”话音未落，头颅已断，鲜血喷射，流遍身体，而刘球的身躯屹立不动。小校骂道：“死了还这样倔强！”一脚踢去，刘球才仆倒在地。之后，马顺令小校肢解刘球尸体，把它装在蒲包里，秘密埋在监狱的后院，以消尸灭迹。同监的大臣董璘目睹了这血淋淋的一幕，将牢里刘球遗留下的血衣，藏匿起来。后来董璘出狱，将血衣交给了刘球的家人。家人悲愤欲绝，只好以血衣入棺，归葬故里安福。

王振指使锦衣卫干下的这件伤天害理的血案，引起天下公愤。余姚士子成器，悲愤交加，在邑中龙泉山顶设坛，遥祭刘球。其祭文历述古今权奸之祸，洋洋两千余言。后来其地因之改名“祭忠坛”。大臣罗一峰的挽诗有：“朝枢欲使帝京持，奋写忠肝鬼亦悲”之句。史载，马顺的儿子突发精神病，揪住马顺的头发，又打又踢并痛骂：“老贼，我刘球无过，你敢趋附逆阉，害死我吗？看你等将来如何？我先索你子去罢！”马顺的儿子说完话，两眼上翻，扑地而死。事虽奇怪，但足为奸党者戒。王振后来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乱军所杀，爪牙马顺被朝廷百官活活打死，暴尸街头，而那个行凶小校也在惊恐中郁郁早死。

景泰帝登基以后，平反了冤案，赠刘球为翰林学士，谥忠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