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自古乃人文渊薮之地，孕育了自成一系的江右庐陵文化，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而著称于世。庐陵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因素，千百年来无数庐陵先贤崇正气、讲忠诚、重廉洁，对吉安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提升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效，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心修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份，现开设“庐陵廉韵”专栏，敬请关注。
八月的北京，立秋节气之后，天气已开始转凉。人声鼎沸的南锣鼓巷旁，罕有游人所至的老胡同，才真正蕴藏着北京这座古都的风味。
我站在府学胡同63号的门前，这里是文丞相祠，是文天祥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文天祥被俘押至元大都后，就囚禁在这里，元代灭亡后，明代在此建立了文丞相祠，清代继之，直至今日。
祠中有一棵躯干南倾的枣树，相传为文天祥手植。文天祥曾有诗云：“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或许，这棵枣树就是文天祥指南之心的化身。这首诗写于1276年，文天祥将被元朝军队俘虏，看做是随着风去到北海游一游，文天祥少时的浪漫和慷慨，在字里行间闪烁。
1276年的文天祥，被俘虏后侥幸得脱，两年之后，当文天祥囚禁在一艘船中渡零丁洋时，他知道这一次再无法回到南方，回到扬子大江头了。他以诗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人想开了生死，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剩下的交给历史来评判，而历史总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当站在文丞相祠中时，一个问题忽然出现在脑海中，文天祥一生漂泊，故乡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翻开元人纂修的《宋史》，文天祥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不知文天祥童子时是否想到，自己的宏愿以一种惨烈非常的方式成真。
宋朝庐陵历史上孕育了“五忠一节”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因官方所赠谥号中，五位有“忠”字、一位有“节”字故名。按照生卒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
欧阳修（1007-1072），谥“文忠”；
杨邦乂（1085-1129），谥“忠襄”；
胡 铨（1102-1180），谥“忠简”；
周必大（1126-1204），谥“文忠”；
杨万里（1127-1206），谥“文节”；
文天祥（1236-1283），谥“忠烈”。
在地域史的脉络中，文天祥的故事是一个壮烈的结尾，现在我们倒过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前传。
欧阳修改易文风
让我们再看看庐陵“五忠一节”的谥号，恰好三人有“文”字，另三人有“忠”字。庐陵气节与庐陵文章共同构成了庐陵文化的内核。若论庐陵文章，欧阳修乃其中佼佼者，然而他不只是文章写得好，欧阳修之于宋朝文学史，实开一代文风之先。
在欧阳修之前，宋朝文风仍沿五代之旧，士子保守，“论卑气弱”。五代之前的唐朝，韩愈曾力图复兴古文，反对骈文，纵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力量，却仍难阻止骈文在五代宋初在文坛回光返照。也不是没有人想改易文风，曾留下以《汉书》佐酒美谈的苏舜钦便欲改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欧阳修接过了韩愈一度举起而在风雨中飘摇的古文大旗。欧阳修之所以有此力量，与其少年经历关系密切。欧阳修四岁失怙，家贫如洗，母亲郑氏教他用芦苇秆在地上写字，为了生存，母亲带着他来到其叔父欧阳晔任官的随州，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韩愈的文章。史册记载这两位文豪跨越时代的相遇，颇有一点神秘色彩，欧阳修是在一个装废弃书籍的竹筐中找到了一部并不完整的韩愈文集，他通读之后心生羡慕，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精读。欧阳修此时年纪不大，却有了要追赶韩愈并与之并驾齐驱的梦想。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无法判断欧阳修是否在文章上超过了韩愈，但可以确认的是，欧阳修尽力改易宋朝文风终有大成。“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都曾因其文章而获得爱才惜才的欧阳修的推荐。但要改易文风何其难也，只靠几个文学精英是不够的，古文的影响力必须深入到广大士子中。
1057年，五十一岁的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此时在士子中仍流行“险怪奇涩之文”，雕章琢句、言之无物的文章，最是欧阳修排斥的文章，凡是写这种文章的考生，他一律不予录取。事毕，心怀不满的士子侦知欧阳修要出门，伺机在街上拦住了欧阳修的坐骑，高声叫骂，街面上巡逻之人也无法阻止激愤的士子。经此事后，“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我们应感谢欧阳修在这一年的考试中坚持自己的主张，否则我们便要与苏轼失之交臂了。
欧阳修于文、于诗、于词、于史，皆出类拔萃，是故其政治上的才干，常为文名所掩盖。
欧阳修在朝为官，知无不言，他因此得到了称许，也因此成为了别人的眼中钉，数被污蔑，但“风节自持”。欧阳修在地方做官，为政宽简，1058年，他继包拯之后知开封府，开封乃北宋都城，政事纷杂，盘根错节，自然要选派最有能力的人来治理，欧阳修知开封府时间不久，但“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有人问他，您为政宽简，但政事也没有废弛，何也？欧阳修答道：“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废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这种平易简约，确与其文章旨趣相符。（陈彧之 蔡相龙）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